科技创新的源头，始于实验室。
科研人员在实验室中频繁接触危险化学品与高压高电设备，安全风险持续存在，而由于风险点多、情况复杂、责任界定模糊，保险公司长期难以提供有效保障。
这一痛点，如今有了新解法。
近期，天津大学化工学院为17间实验室，续保了中国人寿（601628.SH/2628.HK）旗下财险天津分公司的“实验室一切险”。据天津金融监管局数据，自推出至今年4月，该产品已累计为当地46间（次）实验室提供1.14亿元风险保障。
一位长期研究科技保险的业内专家表示，“实验室一切险”在风险分散和责任认定上的创新，为保险介入科研场景提供了范本；但同时他也指出，由于科研实验风险异质性较强，其标准化与复制化推广仍需更长时间探索。
这一案例，只是中国人寿近两年探索科技金融的缩影。
作为保险巨头，国寿正通过多种模式，尝试打通保险资金与科技创新的结合点，而背后主导者正是2022年出任中国人寿董事长的蔡希良。
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蔡希良明确表示，公司将依托保险投资银行综合金融优势，统筹运用股权债权保险等工具，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位金融服务，积极探索构建科技金融国寿服务生态。
他提出探索“政府基金+险资接力”的投资模式：在“从0到1”阶段由政府基金引导，在产业进入成长阶段时由险资接棒，实现“从1到100”的扩展，如火箭助推器般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人寿在2023年以S份额方式受让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权，又在2024年再次以S份额方式投资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都是这种模式的实践落地。
蔡希良的履历，横跨学界、实业和金融业。早年留校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三十多岁便担任财务金融学院副院长。
2001年12月，专业从事基础设施投资业务的中信华东（集团）（后更名为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成立，蔡希良出任总经理，由此从学界进入实业界。
有接近蔡希良的中信人士表示,蔡希良是技术干部，做事踏实，为人低调。
中信近20年的历练，让他熟悉了大型央企的实业投资逻辑。
期间，他曾兼任中信大榭开发公司总经理，主导实施荣毅仁曾提出的宁波大榭岛开发构想。
2012年起，他带领中信兴业投资集团，由单一实业投资拓展至新产业培育平台，并在2016年升任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兼任中信股份（0267.HK）副总经理，正式进入中信集团核心管理层。
四年后，54岁的蔡希良第二次“跨界”。
此前，蔡希良与保险业有过短暂的交集，曾任上海东大保险经纪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蔡希良出任政策性保险国企——中国信保党委副书记，此后又接任副董事长、总经理。
在中信20年的实业投资经验，让蔡希良对中国实体产业和政商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在中国信保担任“二把手”的经历，使得他对保险行业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了新的理解。
2022年4月，蔡希良加盟中国人寿，接替已退休的袁长清任党委副书记，后出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国寿资管和国寿财险董事长，并在2023年底升任集团董事长。
彼时的中国人寿，正经历“震荡期”。前任董事长王滨落马，公司亟需重塑方向。蔡希良与董事长白涛的新领导班子提出的思路，是让保险更紧密地拥抱实体产业，尤其是科技创新。
蔡希良掌管的资管和财险业务，成为这一战略的执行抓手。
在投资端，中国人寿率先在保险业内尝试“接力投资”模式。
2023年，国寿资管发起设立“中国人寿—沪发1号股权投资计划”，投入118亿元，以S份额方式受让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股权，间接成为十余家半导体企业的股东，完成了保险业首单S基金投资。
2024年，国寿资管再次以50亿元入股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覆盖超过60只子基金、1200家科技企业，间接实现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目标。
与此同时，国寿资管也在为重点企业定向“输血”。
例如，2022年为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增资19.9亿元，支持国产CPU与操作系统体系建设；同年起通过两期债权计划共向长鑫存储投入60亿元，助力突破存储芯片“卡脖子”瓶颈。
在保险业务端，国寿财险尝试涉足传统保险难以触及的新领域，通过共保体等方式，加大了对科技研发和应用推广的保障力度。
公司成立了专门的科技保险工作组和六十余个专项团队，累计开发主险产品超过60种、附加险200余种，覆盖从知识产权到生命科学、从航天到网络安全的多个前沿领域。
2024年，国寿财险累计为13万余家科技企业提供14.28万亿元风险保障，赔付金额38.37亿元。到今年上半年，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险保障额度同比增长181%，覆盖4690余家“小巨人”企业。
去年12月，蔡希良正式出任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对他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
2025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2392.35亿元，同比增长2.14%；归母净利润409.31亿元，同比增长6.93%。在五大上市险企中，增速仅优于中国平安（601318.SH/2318.HK）。
尽管科技保险和科创投资的布局不断推进，但对整体业绩的拉动尚未体现。
某头部券商的保险行业分析师认为，中国人寿在科创投资和科技保险上动作频频，但这类业务目前更多是“战略性投入”，难以在短期内显著改善财务报表。投资端的回报和保险端的渗透率，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周期才能体现在“基本盘”上。
问题的核心在于，险资参与科创投资，依旧面临结构性制约。
蔡希良本人也坦言，险资是长期资本，与科技创新周期匹配，但作为老百姓的“养老钱、救命钱”，安全性要求极高；而早期科技投资风险大，不确定性强，“投早、投小”天然受限。
这种约束，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监管政策。按照“偿二代”二期标准，未上市股权投资的风险因子被调至46%，意味着险企需准备更多资本才能配置此类资产。今年5月，监管部门虽下调了二级市场股票的风险因子，但非上市股权投资并未调整。
二是回报考核机制。保险公司的绩效考核以中短期为主，投资者则更关注公司季报。这与科创投资的长周期形成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险资更多选择增配二级权益资产。以中国人寿自身为例，截止到2025年6月末，公司公开市场权益规模较年初增加超1500亿元。
相比直接投向科创基金，受让已有明确底层资产的S基金，更像是一种“权衡之策”——风险较低、周期较短、收益更可预期，而非根本解决方案。
但这类投资，能否真正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仍存疑问。
有接近中国人寿的人士指出，S基金投资确实解决了险资参与科创的“入口问题”，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监管层希望险资更多进入真正的早期投资环节。未来可能还会出台针对险资的专门鼓励政策，以引导其更深度参与。
随着“新质生产力”成为政策关键词，险资如何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撑力量，考验着蔡希良和中国人寿的战略定力与执行力。
对于这家保险巨头而言，下一步的挑战，是在风险可控与战略担当之间找到更稳妥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