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金超（赵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光阴如梭，人生有几个五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以五年为一个“年轮”。改革开放以前叫“五年计划”，改革开放以后叫“五年规划”。一眨眼，我们迎来了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十八大以来的第四个“五年规划”。回想前三个，无一不是在惊涛骇浪和暴风骤雨中前行，但最后也无一不有惊无险。
十二五的主题是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冲击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在外需大幅收缩的情况下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主要是房地产和金融业来扩大内需。但是最后出现了环境危机（雾霾Pm2.5）和金融波动（2015年的股灾、汇灾，安邦华融等债务集团乱相）。
十三五的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更多的是对十二五期间的金融和环境进行整治，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期间遇到了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开始构建以内需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安全取代发展成为国家意志和时代主题。
十四五是在千年疫情大冲击的复杂局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大整顿的方式开启高质量发展转型。外有疫情、战争、科技等冲击，内有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化债、物价低位运行等多种不利因素，正经历历史最严重、持续最长的结构性紧缩。
今天，可以说面对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的内外局势，十五五规划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规划细则很快就会给出答案。但是现实并非是由文本编织的简单图景，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以此为基础结合十五五规划展现出来的国家意志，综合筹划个人的五年发展规划和资产配置。毕竟，还是那句话：规划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形势比人强。
正 文
01
十五五规划所处的发展阶段至为关键：在”后发展时代”的复杂转型中寻找动态平衡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可以称为“后发展时代”：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全球化叠加共振，各种结构性矛盾丛生，在房地产“漫长的告别”后，依然在转型的旷野中苦苦追寻新的动力源泉。这一阶段犹如一架结束高速飞行的客机，需在保持平稳的同时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内部动力切换造成的波动以及稳定乘客心理等问题中，实现惊险的”软着陆”。对于国家规划来说，诗和远方当然很重要，但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体面地告别过去”，避免硬着陆带来的社会震荡，成为十五五规划的首要现实命题。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并非始于今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今则面临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次大转型。这次转型的复杂性在于，我们不仅要完成发展模式的转换，还要应对全球格局的重构，更要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体制机制层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碍。这些体制性问题的化解，直接关系到转型的成败。
后工业化阶段的挑战尤为严峻。国际经验表明，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峰值后，通常会出现持续下降的过程。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成功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20%-25%的合理区间。反观一些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就过早去工业化，随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目前制造业比重约为25%，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四中全会公报首次用“合理”二字描述制造业比重，这一表述背后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需要的是”升级”而非”退出”制造业，是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让新兴产业夯实根基，但也不是执意提升工业化水平，而忽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内外部矛盾与冲突。
后城市化的内涵亟待深化。过去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硬件建设”先于”软件配套”的过程。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左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7%，2亿多农民工尚未完全融入城市。这不仅制约了内需潜力的释放，也带来了巨大的制度成本。十五五时期，城市化必须从“速度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这就需要我们创新城市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让城市化真正成为“人”的城市化。
后全球化时代的应对需要新智慧。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面临着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重大课题。与”十四五”时期相比，”十五五”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这不仅体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技术封锁加剧等方面，更反映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上。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一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同时，要通过深化国内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增强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后发展”阶段的转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影响城市化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全球化进程的变化又深刻影响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外部环境。这种多重转型的叠加，使得“十五五”时期的政策制定需要更强的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既要看到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要认识到转型带来的巨大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动能快速成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这些都是我们应对转型挑战的有利条件。关键是要把握好转型的节奏和力度，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错失良机。
02
十八大以来三个五年规划的主题演进：从民生导向到安全为基的螺旋上升
理解十五五，需将其置于十二五以来政策演进的连续谱系中，而非孤立看待。这种历史的、发展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把握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政策取向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十二五（2011-2015）时期可以说是民生导向的初步确立期。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转变是，经济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GDP增速转向更加注重发展的包容性和共享性。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的政策目标，并首次将基尼系数纳入监测指标。在产业政策方面，服务业被赋予更重要的地位，目标是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4个百分点。这种转向的背后，是对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深刻认识和对社会需求变化的及时回应。
然而，这一转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外部需求急剧萎缩，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更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房价过高、杠杆率飙升等风险。
环境问题的凸显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2013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仅有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雾霾天气频现，引发了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风险也开始显现，2015年股市与汇率的异常波动均暴露了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治理方面，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一批重大案件得到查处，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三五（2016-2020）时期是新发展理念的确立和实践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飞跃。在创新发展方面，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15年的2%提高到2020年的2.4%，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地表水优良比例提高到80%。
但这一时期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袭击，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尽管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但国际间的疫情应对矛盾、供应链的去风险措施以及后续的连锁反应，都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外部环境趋紧的背景下，对“外循环”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强了，202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这反映出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十四五（2021-2025）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发展与安全并重。”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关键词，同时”安全”的地位被空前提升。在产业发展方面，突出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在科技领域，”科技自立自强”被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对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
然而，这个时期也面临新的挑战。三条红线后，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对经济增长和财政运行带来了显著压力，地方债务风险防控任务陡升，需求不足成为突出矛盾。特别是2022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在低位运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下降，都反映出需求的恢复明显不及预期。这些问题的出现，既与周期性因素有关，也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纵观这三个五年规划时期的演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政策主线：从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到注重发展质量，从强调单一经济目标到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关注国内发展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种演进不是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每个时期的政策重点都是基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矛盾而制定的，既有连续性又有创新性。
十五五规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展开。它既要继承十四五时期确立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又要应对新阶段出现的新挑战新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处理上，需要找到最佳平衡点。过度强调安全可能导致效率损失，忽视安全又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政策设计中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协调性。
03
十五五规划的现实约束、主要矛盾与价值取向：在破立之间寻求新平衡
1. 现实约束：深度转型期的多重压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以概括为”多重压力”的深入化与复杂化。这些压力不仅包括周期性、结构性因素，还涉及偶然性的外部冲击和深层次的制度顽疾，它们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构成了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
首先是供需失衡的深化。这不仅仅体现在传统的总量性过剩上，更体现在结构性的供需错配上。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仍处于偏低水平。另一方面，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供需失衡正在从商品领域向要素领域延伸，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与技术工人短缺并存，资金”脱实向虚”现象尚未根本扭转。
造成这种深层次供需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层面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从供给端看，创新能力和保障不足是重要制约。虽然我国研发投入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投入及后续产出仍然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从需求端看，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提升。房价高涨期间，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而房价的快速回落又损害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一升一落都对消费能力构成了显著挤压。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过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等等，都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
其次是财政金融风险的联动。这个问题在十五五时期尤为突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经过多年治理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根本解决仍需时日。目前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规模易燃较大，隐性债务化解压力不减。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面临考验，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仍不容忽视。从体制层面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源，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这种财政体制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
财政金融风险的联动性在十五五时期可能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财政收支压力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向金融体系传导，如平台公司债务违约可能影响银行资产质量。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处置最终可能需要财政资源支持，形成风险循环。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多管齐下：既要通过债务重组、期限置换等方式缓解短期压力，也要通过提升名义增长、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等举措建立长效机制，但关键是要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推进民生财政的落实。
第三是通缩长期化对经济的深层次伤害。当前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CPI同比涨幅持续在0轴附近徘徊，PPI同比长期负增长。这种通缩压力不仅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意愿，还可能加剧债务负担，形成”债务-通缩”循环。造成当前通缩压力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从周期性看，总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是直接原因。从结构性看，供给侧改革短期看可以去产能，但长期看整合后的规模集约优势，也可能通过成本传导对价格产生下拉压力。
应对通缩压力需要宏观政策的精准发力。货币政策要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更加注重传导机制的畅通，推动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财政政策要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通过减税降费、增加支出等方式刺激总需求。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内需增长的制度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