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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顶尖经济学家相遇是何种体验？在北京遇见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利普·阿吉翁！
这场经济学演讲中，阿吉翁花了不少言谈聚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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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欣
编辑 | 杨希
新媒体运营 | 张舒惠
北京初冬的午后，中央财经大学讲堂内座无虚席，就连过道和走廊也挤满了人。大家静候的，正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这位用“创造性破坏”重构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即将带来一场融合学术深度与人格温度的思想盛宴。
菲利普·阿吉翁（以下简称“阿吉翁”）的名字，早已与现代增长理论紧密相连。这位1956年出生的法国经济学家，拥有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数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高校任教，现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兰西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学术生涯中，他最核心的贡献便是与彼得·豪伊特等人共创“创新驱动增长理论”，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概念模型化、体系化，打破了索洛模型长期垄断增长理论领域的局面，这一突破也让他斩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出身于法国时尚品牌Chloe创始人家庭的阿吉翁，自幼便在“颠覆传统”的创新氛围中成长，母亲以简约设计打破时尚界陈规的经历，更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批判性审视主流理论的学术品格。从学术殿堂的理论构建者，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建言人，阿吉翁的每一步都践行着“创新”的内核。
此次来华讲座，阿吉翁不仅用“创造性破坏”重构了增长理论，更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药方”。在阿吉翁看来，正处于增长动力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既需要激活创新活力，更要在创新与包容间找到平衡。演讲中，他从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核心概念切入，用大量鲜活案例与详实数据拆解增长逻辑，为中国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抛出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解题思路”。
台下腼腆顽童，台上燃烧的演说家
此次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时隔12年再次站在中国的演讲台上。12年前，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教授，彼时他与彼得·豪伊特共创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刚在学术圈崭露头角；如今，他携诺奖头衔而来，以“熊彼特式研发创新与人工智能的力量”为主题，为中国前沿创新发展支招。
作为法国著名时尚品牌Chloe创始人加比·阿吉翁的儿子，阿吉翁的成长始终浸润在艺术与思想碰撞的氛围中——这种独特的成长背景，既塑造了他古典精致的审美，也孕育了他兼容并蓄的学术视野。加比以打破常规的设计理念颠覆了当时的时尚界，用简约风格取代繁复装饰，这种对传统的突破与重塑，本身就是创新精神的生动诠释，而这种“颠覆式创新”的基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阿吉翁的学术探索之路，让他始终以批判性视角审视主流理论，敢于提出全新的增长框架。
11月中旬午后，他的身影出现在中央财经大学会场侧门：深蓝色挺括西装，内搭一件黑色针织衫，线条利落的玳瑁色黑框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举手投足间透着学者的儒雅格调。
阿吉翁被众人簇拥着走向前排座位时，台下骤然响起经久不衰的掌声。这位68岁的经济学家下意识放轻了脚步，仿佛怕惊扰这份热烈。落座前，他冲着掌声方向望了一眼，嘴角悄悄扬起，还飞快地吐了吐舌头。这幅模样像极了被围观的优等生，腼腆里藏着几分孩童般的顽皮，与他在学术领域“颠覆索洛模型”的锐利形象形成奇妙反差。
“还记得今年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我完全说不出话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人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么‘沉默寡言’的获奖者。要知道，我平时可是个话很多的人。”阿吉翁这段坦诚的开场白让会场响起一阵会心的笑声。
在短暂的暖场后，阿吉翁转身走向舞台中央，宣布今天这堂“lecture”正式开始。随着身后简洁的PPT亮起第一页，他的气场瞬间完成蜕变，从腼腆学者变成了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般激情澎湃的演说家。
演讲中，他不时以顺时针或逆时针在舞台上踱步，手掌时而指向大屏幕中的图表强调数据，时而在空中划出曲线解读理论，每一圈踱步都似在从大脑中快速提取语料。60余年的人生阅历与30余年的学术深耕，被他浓缩成一堂生动鲜活的经济课，让复杂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
从闲谈中生长出的诺奖理论
“新的创新会让旧技术变得过时，对吧？但我当年研究增长理论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聚光灯下，阿吉翁指着一张年轻时期的照片，将“破坏”（destruction）一词抛向听众。他强调，这个词是他用来描述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过程。而在当时，这一想法却与主流理论格格不入。
据阿吉翁介绍，彼时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在课堂上顶多算个“curiosity（趣闻）”，老师们寥寥数语带过，没人把它当回事。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索洛模型（Solow model），其逻辑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资本积累，通过现有资本生产、将部分产出转化为新资本，再实现更多产出与储蓄，形成资本积累的循环。
但索洛模型认为，资本积累本身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在合理的假设下，单靠资本积累根本无法实现长期增长。索洛将长期增长的动力归结为“技术进步”，但他的模型里，完全没有解释技术创新是如何产生的。而阿吉翁与熊彼特理论的核心贡献，正是打破这个“黑箱”，从创新产生的机制出发，构建了全新的增长理论框架，最终凭借这一突破性贡献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而当谈及自己与彼得·豪伊特共同构建增长模型的契机，阿吉翁的语气里多了几分追忆。“1987年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第一年，彼得刚好来校访问，就住在我隔壁。”他笑着抬手比划，仿佛又站在了当年的办公室门口，“我跑去找他，直截了当地说：‘彼得，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能体现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思想的新模型？’”这个灵光一现的提议，让两人从1987年12月开始携手攻关，很快就搭建起模型的基础框架，后来安托万·阿格昂等学者也陆续加入研究。
“这个模型的核心，绕不开三个关键点。”他转身指向PPT上的要点清单，语气愈发笃定。
第一，长期经济增长由持续性创新驱动。每一项新创新都是在原有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我们始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这是关键前提。
第二，创新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源于企业家的主动行动，而驱动企业家的是“创新租金”的预期。如果企业家成功创新出新产品或更高效的生产方式获得暂时的垄断收益，这份回报能够促使其投入研发、投身创新。而“创造性破坏”的核心恰恰在于：新创新会取代旧技术，这是增长的核心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阿吉翁强调，上述理论的核心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创新者需要垄断租金的激励才会投入创新；但另一方面，这些创新者一旦获得租金，又会反过来阻碍后续创新，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因此，规范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如何管理这对矛盾。
“我们需要让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获得回报，但不能让他们利用既得利益阻碍新一代创新者——这就是规则的意义。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是新人才不断涌现、创办新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又不会被既有的成功者压制。管理好这对矛盾，正是增长的关键。”阿吉翁说道。
为直观解释理论，阿吉翁展示了企业成长模型图：四列内容分别代表企业的不同业务，纵向高度对应业务质量水平。企业扩张的关键在于以创新“破坏”现有市场，例如通过提供更优质产品取代旧供应商，推动业务质量与规模升级，实现从小企业到大型企业的跨越；反之，若自身业务被同行的创新超越，企业则会陷入萎缩。
基于这一模型，他提出三大预测：
第一，经济增长与企业新旧更替、岗位调整的“市场流动性”正相关。无论在地区还是国家层面，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始终呈正相关。那些市场流动性高的经济体，增长往往更强劲。阿吉翁特别强调，“我们不必害怕这种‘流动性’，它正是长期增长的核心源泉——这是熊彼特增长模型独有的预测，其他增长理论都没有提出过。”
第二，企业年龄与规模长期呈正相关，例如美国因融资便利、淘汰高效而曲线陡峭，印度则因依赖姻亲管理，缺乏信任机制而陷入增长停滞，中国则正处于欧美之间的水平。
第三，竞争与创新呈非线性关联。阿吉翁用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来解释这种“非线性关联”：若班级里加入一名优秀新同学，成绩顶尖的学生会更努力以保住位置，而落后学生可能愈发气馁——企业亦是如此，技术近前沿的企业会因竞争加速创新，远离前沿的企业则可能消极应对，中国正从“后者主导”向“前者主导”迈进。
在创新与包容间找到平衡
这场经济学演讲中，阿吉翁花了不少言谈聚焦中国。
他展示的对比图清晰显示，中国的高科技创新曲线正快速追赶欧洲，这一成就背后，增长动力的转换已势在必行：“1978年靠技术引进和要素重组就能实现增长，但现在，仅靠模仿远远不够了。”
针对这一转型需求，阿吉翁提出三个关键抓手：产品市场需进一步释放活力，通过强化竞争激发创新潜能；金融体系要突破对银行的单一依赖，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研究基金会，“美国DARPA（记者注：DARPA为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模式值得借鉴——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但项目需通过竞争获取，mRNA疫苗的研发成功正是例证”；产业政策则应坚持“亲竞争”导向，在明确发展方向的同时，坚决摒弃行政垄断。他特别警示：“欧洲的教训十分深刻，各国层层叠加监管，把统一市场切割成了‘积木塔’，中国拥有单一市场的独特优势，千万别浪费这份宝贵财富。”
在阿吉翁看来，当前全球主流经济模式各有缺陷：美国模式虽具创新活力，却伴随着高不平等、低社会流动性的隐忧；欧洲模式注重社会保护，却陷入了低创新的发展瓶颈。而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二者的有机融合——既拥有美国的创新动能，又兼具欧洲的社会包容性。
这一观点恰好回应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认知误区：不少人将创新与公平视为“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认为提升创新能力必须以牺牲包容性为代价。阿吉翁明确否定了这种看法，强调创新与包容完全可以兼顾，并提出三项关键政策实现这一平衡：“弹性安全”体系、教育改革与竞争政策。
“弹性安全”体系堪称创新的“社会安全网”，其价值已被数据充分验证。阿吉翁通过对比丹麦与美国企业工人的就业状况发现：当企业倒闭导致工人失业时，运用双重差分法（控制年龄、教育、经验等变量）分析显示，失业对丹麦工人的抗抑郁药服用概率、心脏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几乎无显著影响；而在美国，这些负面效应却极为突出。这套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既让企业能够更灵活地调整用工结构，敢于拥抱技术变革与“创造性破坏”，又通过完善的保障为劳动者兜底。阿吉翁主动表示，中国可结合自身实际研究调整这一体系，他也乐意为此提供支持。
教育改革则是实现双赢的关键抓手。阿吉翁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美国和芬兰，父母收入越高，子女成为创新者的概率往往越大（即便芬兰拥有免费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一关联依然存在。这背后的原因是，高收入父母往往也是高学历群体，他们向子女传递的知识视野与人生志向才是关键影响因素，而非单纯的金钱支持。
芬兰1970年的教育改革为此提供了绝佳参照：改革前，仅有特权阶层子女能完成高中学业，多数人12岁便面临辍学；改革后，芬兰将义务教育延伸至12年级，并实现教育质量的全国统一。对比数据显示，这场改革大幅提升了贫困家庭子女成为创新者的概率，让那些潜在的“失落的爱因斯坦”获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这充分证明，通过普惠且高质量的教育改革，既能扩大创新人才储备，又能促进社会公平，完美实现创新与包容的双赢。
竞争政策则是激活创新生态的重要保障。阿吉翁指出，美国近年增长陷入停滞，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亚马逊、微软等明星企业形成垄断，抑制了新企业进入，导致市场活力不足。若美国能优化竞争政策，将带来双重利好：一是新企业数量增加，为创新注入新鲜血液；二是“创造性破坏”机制重新活跃，提升社会流动性。
在阿吉翁看来，这三项政策共同构成了中国实现“创新与包容并举”的核心路径。他特别提醒政策制定者：“不必为了包容而放弃创新，通过这三项政策，完全可以实现二者的平衡。”
阿吉翁在演讲中最后表示，熊彼特增长理论为我们搭建了理解增长的新框架，而中国的发展实践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土壤。接下来，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探索出更贴合中国实际的最优经济模式，正是中国学者需要肩负的重要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