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懂财帝
在过去的45天里，携程接连遭遇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约谈。
先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其可能存在的“二选一”、干预商家定价等问题进行通报；随后，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直指其“利用技术手段限制商家定价权”。
这家在线旅游巨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监管压力。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在最新发布的财报中，携程的业绩却格外亮眼——营收、净利润双双增长，其“印钞”能力不降反升。这一矛盾现象，为我们观察当下平台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绝佳样本。
一、“二选一”：效率优先还是公平缺失？
“二选一”作为平台经济中的典型竞争行为，长期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从商业逻辑看，携程要求合作酒店或航空公司在其与竞争对手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本质上是为了构筑自身的竞争壁垒。在在线旅游这个高度同质化的市场，掌控独家资源意味着构建起难以逾越的护城河。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能带来可观的商业回报，这也正是其财报亮眼的重要原因。
但从市场秩序角度看，这种排他性协议限制了商家的自主经营权，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当一家酒店被迫在多个平台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消费者实际上也被剥夺了比较和选择的权利。更严重的是，这种做法可能阻碍创新——后来者即便提供更好的服务，也难以突破先发者设置的资源壁垒。
值得深思的是，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然落下，携程的业绩为何依然强劲？
这或许揭示了平台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深层矛盾：在特定发展阶段，垄断行为确实能够带来显著的商业回报，甚至这种回报会超过违规成本。
二、技术赋权与算法合谋
郑州市场监管局指出的“利用技术手段限制商家定价权”，触及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治理难题。
传统的“二选一”更多体现在合同层面，而数字技术让平台拥有了更隐蔽、更强力的控制手段。通过算法，平台可以实时监控跨平台价格，自动对“不忠诚”的商家实施搜索降权、流量限制等惩罚。这种技术赋权下的管控，既提高了垄断行为的效率，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更具争议的是价格干预行为。平台以“避免价格体系混乱”为由，限制商家在不同渠道实行差异化定价，表面上是维护市场秩序，实质上是通过消除竞争来维持自身佣金水平。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时代的“算法合谋”。
耐人寻味的是，商家在面对平台的技术控制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依赖平台的流量生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日益严苛的管控条款。这种权力失衡，正是监管频频出手的根本原因。
三、监管的困境与市场的选择
面对携程这样的平台巨头，监管面临着三重困境：
首先是规范与发展的平衡。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抑制创新，但放任自流又会导致市场失灵。如何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保持行业的创新活力，考验着监管智慧。
其次是全球化竞争背景下的本土监管。携程不仅要面对国内的美团、飞猪等竞争对手，还要在国际市场与Booking、Expedia等巨头较量。过度约束本土企业，可能削弱其国际竞争力。
第三是消费者福利的复杂性。短期看，“二选一”和价格干预可能带来体验上的一致性；长期看，缺乏竞争的市场必然导致创新不足和服务质量下降。监管需要在短期便利与长期发展之间做出权衡。
市场的选择同样值得玩味。尽管监管频频发声，消费者却依然在用脚投票——携程持续向好的财报就是明证。这背后反映的，或许是消费者在便利与公平之间的现实选择：即便知道平台存在垄断行为，但在没有更好替代品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使用其服务。
四、平台经济的未来：在规制中前行
携程的案例，是平台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个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监管从包容审慎转向积极介入，平台从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发展，市场竞争从增量抢夺转向存量博弈。
未来的平台治理，可能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思路：
其一，区分合理的商业安排与不正当竞争。排他性协议本身并不必然违法，关键要看是否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是否实质性地限制了竞争。
其二，监管需要更多依赖技术手段。面对平台的技术控制，监管者也必须装备“技术武器”，通过大数据分析、算法监管等方式，实现“以技治技”。
其三，构建多元共治的体系。除了政府监管，还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商家监督、消费者选择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治理网络。
携程的故事还远未结束。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或将看到更多平台企业面临类似的监管审视。这并非平台的末日，而是平台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只有在有效的规制下，创新才能真正造福社会，企业才能行稳致远。
毕竟，好的市场秩序从来不是创新的敌人，而是创新持续发生的保障。携程与监管的这场博弈，最终将为中国平台经济的治理提供一个重要的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