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讨论对中国药品实施严格限制，如果实施，可能会扰乱美国制药业以及从仿制药到尖端疗法等各种药物的供应。此次可能采取的打击行动的核心是一份起草中的行政命令，该命令威胁要切断源自中国的实验性治疗药物的渠道。大型制药公司一直在购买中国研发的用于治疗癌症、肥胖症、心脏病和克罗恩病等药物的权利。
该命令草案（《纽约时报》已获得一份副本）的前景，引发了两个立场截然相反的团体之间激烈的幕后游说活动——双方都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利害关系。
据四位了解其游说情况并要求匿名讨论私人谈话的人士透露，与白宫关系密切的知名投资者和企业高管，包括科技亿万富翁彼得·蒂尔、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科赫家族以及由特朗普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经营的投资公司的员工，主张进行果断打击，他们认为中国的生物技术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这些投资者的资金面临风险，因为他们持有难以变现的对新兴美国公司的投资，这些公司一直在努力跟上中国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行业。
另一方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商，包括辉瑞（Pfizer）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过去几年，它们一直在中国大肆采购低价的实验药物，冷落了开发类似药物的美国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称美国在药品上对中国的依赖是一个国家安全漏洞。2020年和今年，特朗普先生发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呼吁增加美国药品生产。并且数月来，他一直威胁要对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的药品征收关税，作为政府更广泛保护主义推动的一部分。
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Kush Desai）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并未“积极考虑”该行政命令草案。“保障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德赛先生说。
但据参与讨论的三位人士称，就在上周，政府官员还在征求美国生物技术投资者的反馈，包括交换行政命令草案的版本。这些人说，特朗普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助手们数月来一直与这些投资者进行反复沟通。
这些举措将标志着特朗普首次针对来自中国的关键实验药物渠道采取行动，而制药公司正指望这些药物在美国市场获得未来利润。对美国患者而言，拟议的打击措施可能会减少甚至消除源自中国的有前景的治疗方法的可用性。
但中国的批评者警告说，需要采取行动，因为如果中国的崛起削弱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美国患者也可能无法获得新的治疗方法。担忧在于，因为中国公司可以行动更快、成本更低，投资者将对美国初创公司失去兴趣，使得它们难以筹集资金和开发药物。
那些希望将更多药品生产转移到美国的人表示，这将有助于保护美国患者免受供应短缺的影响（这种情况已变得普遍），尤其是在未来发生大流行病时中国可能限制出口的情况下。发送给亿万富翁支持者和知名制药公司的行政命令草案称，中国“及其他敌对行为体利用了我们开放的科学和监管体系中的漏洞。”
该命令草案呼吁提高美国几种被认为在中国有大量生产的药品的产量，包括抗生素和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即仿制药泰诺），商务部长霍华德·拉特尼克（Howard Lutnick）周五在接受CNBC采访时指出了这一动态。
该命令提议，一旦这些药物的美国产量增加，政府应在采购中优先考虑这些产品。该命令还提议向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的公司提供税收抵免。中国生产了美国人所用药物成分的很大一部分——具体比例尚不清楚。该国也是世界其他主要药品生产国（如印度和欧洲）最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商。但是，从中国擅长生产的廉价老仿制药中几乎无利可图。更多的资金风险在于
中国崛起的生物技术领域，即药物发明和测试的领域——而这正是政治游说的焦点所在。草案中的一项政策将对美国制药公司购买中国制药商实验药物权利的交易施加严格得多的审查。它将要求此类交易接受由美国强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的“强制性审查”。迄今为止，此类交易通常都能顺利进行。
草案中提议的另一项政策是通过让这些结果接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更严格的审查并征收更高的监管费用，来阻止制药商依赖来自中国患者的临床试验数据。F.D.A.通常已经要求制药公司主要在美国患者中生成后期临床试验数据，不过公司经常提交在中国进行的早期安全性研究结果。
据熟悉讨论的人士称，特朗普政府还在考虑行政命令之外的措施，例如加快F.D.A.的审批流程，以允许制药商更快地开始安全性研究。几位知名投资者表示，他们担心一种模式，即中国药物开发者抄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在美专利文件中描述的早期发现，然后抢在其美国同行能够合法行动之前，竞相启动并招募自己的人体安全性研究。
特朗普的支持者彼得·蒂尔（Mr. Thiel）和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已游说政府官员，包括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要求放宽F.D.A.的流程，两位了解谈话内容但未获授权公开表态的人士表示。保守派风险投资家朗斯代尔先生曾公开表示，中国正在“碾压”美国生物技术产业。
中国现在进行的由行业资助的新药临床试验数量已超过美国。美国生物技术行业深陷长期低迷，今年药物开发商的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市场几乎冻结。所有这些都加剧了一种恐惧，即上海即将取代长期以来的生物技术世界中心——马萨诸塞州剑桥和旧金山湾区，这些地方的药物开发成本更高。
“目前，美国在生物技术方面领先，但我们正在失去这种领先地位，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一个代表生物技术公司和大多数制药巨头的贸易团体）主席约翰·克劳利（John Crowley）说。
历史上，许多美国生物技术初创公司通过将有前景的实验药物的权利出售给最大的制药公司来产生收入。但在过去几年中，寻找潜在药物的大型制药商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根据追踪制药行业交易的DealForma数据，今年上半年，此类重大交易中有38%涉及来自中国的药物，而上一个十年几乎为零。
美国的制药巨头如默克（Merck）、再生元（Regeneron）和艾伯维（AbbVie），以及跨国制药商如阿斯利康（AstraZeneca）、罗氏（Roche）和赛诺菲（Sanofi），最近都收购了来自中国的药物。“大公司是真正的受益者，”前生物技术投资者、现经营媒体公司BiotechTV的布拉德·朗卡（Brad Loncar）说。“他们拿到了很好的交易，他们不会希望这种情况结束。”
对此呼声最高者莫过于辉瑞公司。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Albert Bourla）与特朗普先生培养了密切关系，甚至在上周宣称总统因其对新冠疫苗的支持而应得诺贝尔奖。
据一位奥兹医生转述了讨论内容的人士称，今年夏天，布尔拉博士告诉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管理员穆罕默德·奥兹（Mehmet Oz）博士（他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此问题的辩论中处于核心位置），在中国的交易不仅使他的公司受益，也使美国患者受益。辉瑞公司拒绝置评。
在今年春天的一次采访中，布尔拉博士警告不要采取会阻碍中国的政策，他说：“你不想让他们停止治疗癌症。”三月份，布尔拉博士访问北京，他是会见中国第二号官员李强总理的美国高管团体的一员。两个月后，辉瑞以一笔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交易从中国制药商三生制药（3SBio）购买了一种实验性癌症药物的权利，这是同类交易中规模最大的一笔。布尔拉博士上个月告诉财务分析师，在与立法者和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谈话中，他将这笔交易描述为从中国获取有价值东西的一个例子。“你能做的来减缓中国的事情是有限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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