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惠金融的宏大旗帜下，一场聚焦商业效益与社会责任的激烈辩论，于消费金融行业中如火如荼地展开。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上消金”）近五年的运营数据，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该公司累计支付的催收费用高达106.93亿元，远远超越其81.45亿元的净利润总和。
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不仅促使人们对普惠金融的本质进行深入反思，更将“高利率、高催收”这一商业模式无情地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百亿催收背后的商业逻辑
数据，向来是最具说服力的佐证。2020年至2024年这五年间，马上消金的催收费用呈现出逐年攀升的态势，从最初的11.56亿元一路飙升至31.28亿元，五年累计金额超过百亿元。尤为惊人的是，2024年其催收费用在营收中的占比高达20.65%，这意味着每获取100元的收入，便有20元被用于追讨欠款。
与同行业的招联消金相比，差距更是一目了然。2024年，招联消金的外包服务费（包含催收费用）仅为5.89亿元，尚不及马上消金的五分之一，然而却在营收下滑的情况下实现了利润增长。马上消金这种“重催收”的模式，乍看之下有悖常理，实则蕴含着其内在的商业考量。
马上消金所服务的客群，大多是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群体，较高的信用风险是这一客群的固有属性。
该公司通过收取接近24%的贷款利息以及各类附加费用，精心构建了一套“高收益覆盖高风险”的运营体系。但颇具玩味的是，其净利润始终未能超越催收支出，这不禁让人发问：该模式是否已逼近效率的边界？
关联交易的灰色地带
马上消金的催收业务长期与关联方重庆信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重庆信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马上消金第二大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其实控人与马上消金创始人同为赵国庆。这种“左手放贷、右手催收”的架构，引发了业界对交易公允性的强烈质疑。
尽管重庆信盟在催收外包业务中的占比已从最初的100%降至不足20%，但依旧位列主要合作方。媒体报道显示，包括重庆信盟在内的多家合作催收机构，存在恐吓、骚扰、侵犯隐私等违规行为。令人诧异的是，即便这些违规行为被多次曝光，这些机构仍然出现在马上消金官网公布的135家合作催收名单之中。
这种对合规风险的高度容忍，或许揭示了高催收投入模式下的某种必然：当不良率长期居高不下时，催收手段难免会趋向激进。
利率迷局与费用争议
马上消金的净息差长期稳定在13% – 16%的区间，这一数据远远高于银行机构约2%的平均水平。联合资信报告表明，2023年其平均贷款利率约为20%，2024年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公司宣称“控制在24%以下”。然而，大量用户的投诉却揭示出另一番景象：通过叠加服务费、担保费和会员费等费用后，实际年化成本早已远超法定上限。
“安逸花”平台擅自扣取会员费的操作堪称典型案例。该平台将会员费用直接从信用额度扣除转变为账单形式，如此设计显著提升了扣费的成功率。
在2024年马上消金54亿元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中，这类“隐形费用”究竟占据多大比例？公司并未给出明确披露。黑猫投诉平台累计有7.6万条相关投诉，其中暴力催收与综合费率过高成为投诉的焦点所在。
普惠金融的义利之辩
马上消金现象深刻折射出普惠金融的核心矛盾：服务下沉市场固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高风险，但高定价是否已然演变为过度逐利的行为？
其业务模式确实使更多群体获得了金融服务的机会，然而24%的利率上限以及各类附加费用，是否已经偏离了“普惠”的初衷？当催收成本超过净利润时，这究竟是商业模式难以避免的代价，还是效率低下的外在表现？
监管层面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容小觑。关联交易如何保证其公允性？第三方催收的合规边界究竟在哪里？高利率与附加费用的真实成本怎样才能实现透明化？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单个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指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普惠金融不应成为“高利贷”的遮羞布，也不应沦为“重催收”的野蛮战场。
在商业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木上，行业亟需探寻更具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或许是更为精准的风险定价机制，或许是更为完善的征信基础设施，亦或是更为有效的贷后管理手段。
马上消金的百亿催收费，宛如一面清晰映照行业困境的镜子，警醒着我们深入反思：普惠金融之路，究竟该迈向何方？（编辑/马飞 来源/商讯杂志）